互联网之罪：谷歌是如何让我们变蠢的
▪ 尽管网络有助于搜寻资料，但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就会分散，对文字的探索也更容易浅尝辄止，进入过去自然而然的深度阅读越来越难。现在新的“阅读”习惯倾向于通过标题、摘要等，快速获得最新信息。
▪ 阅读方式的改变会造成我们思想的改变，正如表意文字与字母文字、手写与打字，纸质阅读和使用网络也会造成思维变化。
▪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革新了工业制造管理，Google 则革新了我们的思想方式。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我们人类变得如同机器，而机器反而更像人类。
“大卫，停下来。停下来，可以吗？快停下，大卫。可以停下吗，大卫？”超级电脑 HAL 恳求着顽强的宇航员大卫·鲍曼。
这是电影《2001 太空漫游》结尾一个著名又凄惨的场景，由于 HAL 的故障，鲍曼直奔 HAL 的记忆中枢将其关闭。HAL 凄凉地说：“大卫，我的意识正在离去，我能感觉到，我能感觉到。”
我也能感觉到。在过去的几年，我一直感觉有点不舒服，仿佛有个人或有个东西正在修补我的大脑，重新映射神经回路，重新编程记忆。我的意识尚未离去，但是正在改变。我不再用过去思考的方式思考。
当我沉浸在很简单的一本书或一段文章时，这种感受最明显。过去，我的意识会陷入叙述或者论证的转折之中，我会花数个小时思考长段的散文。现在，我在阅读两三页后思想就开始飘移。我会变得焦躁不安，断了思路，开始寻找别的事情来做。我感觉，当我试图专心阅读时，总是要拉拽着大脑，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过去自然而然的深度阅读已经成为了一种挣扎。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十几年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网络上搜索、浏览。网络是天赐之物，曾经需要在图书馆或期刊室待几天做的研究，现在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几次 Google 搜索，一些超链接的快速点击，就得到了我所寻找的事实或精炼的引述。工作之余，我可以在网上错综复杂的资料中读写电子邮件、浏览头条和博客文章、观看视频和听播客，或者只是从这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
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指出，媒体提供了思想的内容，但也塑造了思想的过程。网络似乎正在削弱我的注意力和沉思能力。我的意识期待以网络传播信息的方式（以快速移动的信息流的形式）接收信息。曾经我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如今却像骑着摩托艇一样，在海洋的表面前进。
当我向朋友和相熟的文字工作者提及此事时，许多人都说他们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写长段文章时，愈发需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我关注的一些博主也提及这种现象。有个人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停止读书。他写道：“我在大学主修文学，曾是个如饥似渴的读书人。”
另一个人写道：“我几乎完全丧失了在网上或纸媒上阅读和吸收较长文章的能力。”他是一名病理学家，长期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任教。他说，他的思维呈现出一种“断奏”的形式，反映了他在网上阅读较短文章的习惯。“我看不懂《战争与和平》了。就连博客文章也是，如果超过四段，我就觉得难以接受，直接跳过不读。”
伦敦大学学院学者发表了一项研究，以两个提供期刊文章、电子书及其他书面信息来源的网站日志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使用这些网站的人们展示出“一种掠夺活动形式”，从一个来源跳到另一个来源，很少返回他们已经访问过的任何网页。在从文章“弹跳”到另一个网站之前，他们通常阅读不超过一本书或文章的一两页。有时他们会保存一篇长文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经回过头真正阅读过。
研究人员认为，用户不是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在线阅读。有迹象表明，用户通过标题、目录页和摘要等快速阅读，新的“阅读”形式正在形成。
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现在我们阅读的内容可能比七八十年代更多。但现在的阅读方式有所不同，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思考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
塔夫茨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说：“组成自我意识的，不仅是阅读的内容，还有阅读的方式。”她担心，网络阅读把“效率”和“即时性”放在首位，会削弱我们深度阅读的能力。当我们在网上阅读时，我们往往成为“信息的解码器”。“我们解读文本的能力，塑造了丰富的精神联系，这是在不分心的情况下深入阅读时所形成的。”
沃尔夫解释说，阅读不是人类的本能。它不像语言那样铭刻在我们的基因中。我们必须教会大脑，如何将看到的字符转换为理解的语言。在学习和实践阅读技巧中，我们使用的媒体或其他技术在塑造大脑内部神经回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实验表明，表意文字（如汉字）使用者与字母语言使用者的脑神经回路不同，在阅读时的思维也不同。大脑中的许多基本认知功能区域，包括记忆、视觉和听觉刺激，都有所不同。类似的，可以推测，使用网络与阅读书籍和其他印刷品所编织的神经回路也有差别。
1882 年，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此前，因视力不佳，将目光聚焦在页面上会让他筋疲力尽、头痛欲裂。他担心自己不得不放弃写作。有了打字机，只要掌握输入法，他就能够闭上眼睛，用指尖就能写字。文字可以再次从脑海流到书页。
但是机器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一位作曲家朋友注意到，他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原本已经简洁的散文变得更加紧凑，读起来更像电报。这位朋友指出，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对音乐和语言的“想法”通常取决于笔和纸的质量。
尼采回答说：“你说得对，我们的书写工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 尼采的散文在机器的控制下形成。德国一位媒体学者评论到尼采的风格转变：“从论述到格言，从思想到双关，从富含修辞到电报风格。”
人类的大脑可塑性很强。人们曾经认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网络，即颅骨内约1,000 亿个神经元之间形成的紧密连接，在我们成年后就已经基本固定。但是研究人员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乔治梅森大学的神经科学教授詹姆斯·奥尔兹表示，即使是成年人的头脑也“可塑”。神经细胞通常会破坏旧的连接，形成新的连接。奥尔兹说：“大脑能够即时重新编码，改变运作方式。”
比如，机械钟在 14 世纪开始普遍使用。在《技术与文明》杂志中，历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描述到，时钟分出的抽象框架成为了人类“行动和思想的参照点”。
时钟的系统性有助于培养科学思维，但这也带走了一些东西。在决定何时吃饭、工作、睡觉、起床时，我们不再倾听感官，而是服从时钟。
互联网有望对认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 1936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证明，当时仅作为理论存在的计算机，可以编程并处理任何其他信息。该论证在今天已经成真。
互联网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强大计算系统，将大多数其他智能技术包含在内，正在成为我们的地图和时钟、印刷机和打字机、计算器和电话以及广播和电视。
当我们浏览报纸网站的最新新闻时，如果收到一条新的电子邮件提示，注意力就会被分散，思想无法集中。
网络的影响也不止于电脑屏幕。人们的思想适应了互联网媒体的疯狂发展，传统媒体必须适应观众的新期望。于是，电视节目增加了文字抓取和弹出广告，杂志和报纸缩短了文章，添加了摘要，信息被分成易于浏览的片段。
数年前，《纽约时报》决定将每版的第二和第三页专门用于文章摘要，其设计总监汤姆·博德金解释说，“快捷方式”有助于匆忙的读者快速了解新闻，不用翻页或阅读文章，提高效率。旧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遵循新媒体规则。
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过空前重要的角色，对我们的思想带来了空前广泛的影响。然而，关于网络的文章很少考虑到它是如何重塑我们的，对于网络的伦理道德也缺乏认识。
尼采开始使用打字机的同时，一名年轻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也就是后来的“科学管理之父”，带着秒表进入费城的 Midvale 钢铁厂，开始了一系列历史性实验，旨在提高工厂机械师的效率。在得到 Midvale 所有者的批准后，他招募了一批工厂工人，让他们在各种金属加工机器上工作，对他们的每个动作和机器的运作进行记录和计时。
通过将每个工作分解为一系列小的步骤，测试执行每个任务的不同方法，泰勒创建了一套精确指令，在今天来看可以说是“算法”。Midvale 员工不满严格的新制度，声称这使他们变成了自动机器，但工厂的生产力却大幅提高。
在蒸汽机发明一百多年之后，工业革命终于迎来了哲学和哲学家。泰勒严格的工业编排——他喜欢称之为“系统”——在全美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受到制造商的拥护。为了寻求最大速度、最大效率和最大产量，工厂所有者研究时间和动作，以此组织并配置工人工作。
正如泰勒在其著名的 1911 年专著《科学管理原理》中所定义的那样，目标是为每项工作确定并采用“一种最佳方法”，实现“在整个机械艺术领域中，用科学逐渐取代经验法则”。泰勒向追随者保证，一旦将他的系统应用于所有体力劳动，不仅能够调整产业结构，还能调整社会结构，创造出完美效率的乌托邦。他宣称：“过去，人是第一位的。将来，系统必须是第一位。”
泰勒的系统与我们息息相关，仍然是工业制造的规范。现在，计算机工程师、软件编码人员在我们的智能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泰勒的规范开始支配意识领域。互联网旨在高效、自动地收集、传输和处理信息，众多的程序员都希望找到一种“最佳方法”（完美算法）来进行所谓“知识工作”的思想活动。
Google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山景城，即 Googleplex，这里是互联网的殿堂，也奉行泰勒主义。Google CEO 埃里克·施密特说，Google 是“一家围绕计量科学成立的公司”，正努力将所做的一切“系统化”。根据《哈佛商业评论》报道，Google 利用从其搜索引擎和其他网站收集的 TB 级的行为数据，每天进行数千次实验，根据实验结果优化算法，以逐渐控制人们如何查找信息，从中提取含义。泰勒做的是制造业工作，而 Google 做的是意识的工作。
Google 宣布，其使命是“组织世界各地的信息，使之普及并发挥作用。”Google 寻求开发“完美的搜索引擎”，将其定义为“能够准确理解你的意思，并为你准确提供想要的东西”。Google 认为，信息是一种商品，是可以以工业效率开采和加工的实用资源。我们可以“访问”的信息越多，提取要旨的速度就越快，我们思想的生产力就越高。
这一切的终点何在？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都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时创立了 Google，他们经常说，希望将搜索引擎变成人工智能，一种类似于 HAL 的机器，可以直接连接我们的大脑。
几年前，佩奇在演讲中说：“最终的搜索引擎就像人一样聪明，或者更聪明。对我们而言，研究搜索工作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一种方式。” 在 2004 年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布林说：“当然，如果你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直接连到大脑，或者比大脑更聪明的人工大脑，你的生活就会更美好。”去年，佩奇在一场科学家会议上说，称 Google“确实在尝试构建人工智能并将其大规模应用”。
对于两个数字天才来说，这种野心是很自然的，甚至令人钦佩。他们拥有大量的钱财，手下还有一小批计算机科学家。从根本上说，Google 是一家科技企业，动机是用技术来解决问题。用埃里克·施密特的话来说就是“解决从未解决过的问题”，而人工智能是目前最困难的问题。为什么布林和佩奇不成为解决该问题的人呢？
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的大脑被人工智能所补充或甚至被替换，一切都会“变得更好”，这种简单假设令人不安。该假设认为，智能是机械过程的输出，可以被孤立、测量和优化，是一系列独立步骤。在 Google 眼中，当我们上网时，没有多少空间来“模糊”思考，歧义不是见解的开始，而是要修复的错误。人脑只是一台过时的计算机，需要更快的处理器和更大的硬盘驱动器。
我们在网络上浏览的速度越快，单击的链接和浏览的页面越多，Google 和其他公司获得并收集有关我们的信息，向我们投放广告的机会就越多。当我们从一个链接到另一个链接时，大多数商业互联网的所有者都在收集我们留下的数据碎片，这是有经济利益的，碎片越多越好。这些公司最不愿看到的，就是鼓励人们悠闲地阅读，或放慢速度，集中精力思考。让我们分心才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
也许我只是在杞人忧天。有美化技术进步的趋势，就会有对新工具或机器抱最坏期望的反趋势。
正如在柏拉图的《费德鲁斯篇》中，苏格拉底哀叹写作的发展。他担心，当人们开始依靠书面文字代替过去存储在头脑中的知识时，用对话中的人物之一的话来说，他们会“停止锻炼自己的记忆，变得健忘。”苏格拉底说得不错，新技术确实会产生他担心的结果，但他没有预见到，写作和阅读将用于传播信息、激发新思想和扩大人类知识。
同理，15 世纪，古腾堡的印刷机问世，引发了又一轮争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希罗尼莫·斯夸尔恰菲科担心，书籍如果唾手可得，人们会在思想上懒惰，让人“不那么好学”，削弱心智。另一些人则认为，廉价印刷的书籍和报纸会削弱宗教权威，贬低学者和抄写员的工作，并传播煽动叛乱和放荡的风气。正如纽约大学教授克莱·史基所说：“大多数反对印刷机的论点都是正确的，甚至有先见之明。”但是，再一次，反对者没有想到印刷文字将带来无数福祉。
因此，你的确应该对我的怀疑表示怀疑。也许，事实会证明，那些将互联网批评者视为卢德派或怀旧派的人是正确的，并且从我们过度活跃、存储数据的头脑中，迎来知识发现、普世智慧的黄金时代。
我想再强调一遍，网络不是字母表，尽管它可以代替印刷机，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东西。印刷页面促进了深度阅读，不仅帮助我们从作者的言语中获得知识，而且使我们深入思考这些言语。
在读书或其他沉思活动所开拓的宁静空间里，我们建立自己的联想，做出自己的推论和类比，培养自己的思想。正如玛丽安娜·沃尔夫所言，深度阅读与深度思考难以区分。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安静的空间，或者用“内容”填满它们，那么我们不仅会牺牲自己，还会牺牲文化中的一些重要事情。在一篇文章中，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阐述了该问题：
我接受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教育，理想的自我是受过高等教育、善于表达的个性，思想复杂、缜密，具有“大教堂般的”结构。在内心深处，男人或女人有一种自我构建的、独特的整个西方遗产的特点。但现在，我看到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信息过载和“即时可用”技术的压力下，用一种新的自我进化取代了复杂的内在构建。
福尔曼总结道，当我们抽干了“缜密的文化遗产的内在储备”时，我们就有可能变成“煎饼人”：我们触摸一个按钮，就能接触到庞大的信息网络，而自己会变得“又宽又瘦”。
文章开头那部电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它之所以如此凄美，如此古怪，是因为计算机对意识解体的情感反应：一个接一个的回路消失了，它感到绝望，像孩子一样恳求宇航员：“我能感觉到。我能感觉到。我害怕。”然而最终，HAL 还是回归了原始的状态。
HAL 倾泻的感情与电影中人物的无情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以几乎机器人般的效率开展业务。他们的思想和动作被编写成剧本，就像他们在遵循算法的步骤一样。电影中，人们变得像机器，反而机器更人性化。这就是导演黑暗预言的精髓：当我们开始依靠计算理解世界时，我们自己的智慧就变成了新的人工智能。